尤其是要公布违宪方面的典型案例，以期为宪法的全面实施营造良好的法治环境;全国人大常委会如有重大宪法解释决定，可考虑在国家宪法日颁布实施。

在优士丁尼《学说汇纂》中，使用constitutio一词268次，除了前文已提到的4个例外，都是这个意思。寡头制是少数人统治多数人的体制或富人统治的体制。

国家法学说和行政学》，雷勇译，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393页。有的事情涉及私人利益。两者并非总是和谐一致，而是在对抗中斗而不破，在这一过程中妥协平衡，求得国家的发展。[100]See St. Thomas Aquinas, Summa Theologiae, A Concise Translation (Edited by Timothy McDermott),Christian Classics,USA,1989,p.290. [101]同注49，第469页。[27]王有两位，他们并非世系任职，而是根据才能选举产生。

在公民大会闭会期间处理城邦的大部分日常事务。[14]Megara的情形与忒拜相若，该邦处在雅典和斯巴达之间，前者影响它搞民主制，后者影响它搞寡头制。美国内战的创痛已经被转化为新的宪法意义，塑造了后来人的法律对话。

在这两次转型后，美国政府已经不再是那个由建国者所设计或经验的体制。但是，这并非美国在1780年代、1860年代或1930年代发生的故事。而美国改革者所特有的策略，也会强化改革者的守法激励。但现在，保守派可将自己装扮为合法性的守护者--将他们的对手描绘成危险的煽动政客，渴望着不受控制的权力，攻击宪法的基本理念。

即便是新政现在蒙上了一层尘埃。这种程序共识观只存在一个问题：它是错误的。

诚然，根据现有的程序，我们这一次又一次的胜利并不能共同构成一项正式的宪法修正案。一种新的进路可以讲清楚现代宪法解释的许多难题。它还会赋予新的洞见以解决宪法史的解释困境。事实上，改革者们运用旧制度作为其非常规论证的平台，从旧制度内建构起新的高级立法过程： 诚然，我们的行动并没有根据旧有的规则和原则。

不服从者违反了法律，但是他们否认自己是非法之徒。只要改革者打算绕开既定的原则和程序来推动改革，他们就将一件有力的政治武器拱手交给对手。我们的故事将会挑战有关宪法变革的两种常见观念。如果联邦党人根据这些权威文件进行政治博弈，那么他们的宪法就会被决定性地否决。

而如果革命者失败了，他们的活动随即归于无效。但是当谈到新政时，他们所讲述的故事就拒绝承认任何创造性的变革。

他们只会想要通过赤裸暴力的统治。只有当继续服从将会让他们的改革议程身处必败之地时，改革者才将做出决裂。

虽然具体的学说来自于不同代人的工作，但两个时期总会从背景中走出来。这里也正是改革者可加以利用的美国传统的一个关键面向。布尔什维克在这时就面对着完全革命的问题：他们是否应解散制宪会议，由此切断他们与过去的最后一点制度关联？ 这一问题一度曾激起尤其焦躁的犹疑，直至列宁说服他的同志们解散制宪会议，从根本上同旧法统决裂。改革者基于他们的吸纳性国家主义，在面对着坚持严守既定宪法修正程序的保守派对手，就有了一种强有力的回应。但是，我们的所作所为同样是好的。但是它们并不是纯粹的意志行动。

但到了1941年，这一复杂的网络就已分崩离析，美国宪法允许联邦政府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不间断干预。1917年的布尔什维克革命，就是第二种挑战的例子

我们的政治心灵在一场文化内战中被撕裂，由此造成的结果是：我们虽然生活在同一个时空中，但却并非生活在同一个规范世界内。因此，我们要依宪治国，要依照我们的宪法来治理我们的国家，这是已经形成的政治共识。

斯卡利亚此处的修辞源自约翰·马歇尔大法官的手笔，在1819年的美国银行案中，马歇尔告诉他的法官同事们：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正在解释的乃是一部宪法，言下之意：宪法是治国安邦的根本法，因此解释宪法应不同于普通法律的解释。由此气候的影响，学界尽是为失败者的翻案风，为参差多态的杂多背书，以碎片化的叙事为美，因此中国宪政能否建设出坚实的文化基础，一定程度上在于宪法学者能否逆流而上，在政治文化中建构出有关宪政的整全历史叙事，而不再消费诸如宪法顶个球之类的段子，最终让我们的宪法信仰能够脚踏实地地落实在我们的现行宪法之上，为此，我们不仅需要送法下乡，还要教鱼游泳。

在这样一个祖先污名化、道德扁平化、历史当下化和神圣世俗化的时代，世俗且量化的政治科学，后现代的杂多文化主义，以当下偏好为准据的经济学理论，由下至上的社会史新书写，早已成为学术界的潮流、主流、甚至学术的政治正确。正是在这种生生不息的共同体叙事中，曾在美国21世纪反恐战争中流血牺牲的美国人，与曾在18世纪的独立战争、19世纪的南北战争、20世纪的两次世界大战中流血牺牲的美国人，共同构成了同一个我们人民。简单地说，1982年所制定的现行宪法，应当是中国宪政建设的出发点，但有些宪政主义者显然不会同意以上观点，他们认为，这部宪法并非我们自己的宪法，而是某种异己力量强加给我们的，因此实施这部宪法并非中国宪政建设的出发点，反而是推翻这部宪法才是中国宪政时刻的标志。美国宪法学者列文森曾在论述宪法信仰的专著中设定了一个场景，假如将美国1787年宪法的文本呈现在面前，他会不会在上面签字表示同意，以此来拷问自己的宪法信仰，就在于他会不会签字，愿不愿意相信这部宪法就是他自己的宪法。

具体地说，为什么信守建国之父的先定承诺并不会造成死去的白人男性有产者的统治，为什么在21世纪根据制宪者原意去解释宪法不会造成死人之手的统治，更进一步讲，如果说美国宪政就是对写入宪法的先定承诺的遵守，那么宪政是否与自治政府构成了不可调和的对立，这些问题可以说是美国宪法学讨论的一条时隐时现的主线，但我们对它的理解却总是为以法院为中心的职业主义叙事所遮蔽。由此可见，美国宪政的成功实践，关键不是联邦最高法院的九人政治，而在于每一代、每一位美国公民都能将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熟记于心，或者有关美国宪法共同体的史诗叙事可以对我们人民成功地实现洗脑赢心，这就是本文所说的宪政建设的文化基础。

我们中国宪法学者不妨也试试一下列文森的这一思维试验。但另一方面，既然生活在今天的美国人并没有对这部建国宪法表示过社会契约理论家所说的同意，为什么21世纪的美国人要遵守一部18世纪的法典呢，这可以说是美国宪法理论所必须要回答的根本问题。

而在此问题上，最经典的表述还是比克尔所提出的反多数难题，根据比克尔本人的论述，美国宪政的悖论是作为少数的法官和代表多数的政治分支之间的对抗，但比克尔本人或许都未能自觉意识到，法官在解释宪法时是一种代表往昔的力量，而政治分支的民选代表所表达的却是当下的意志，因此司法审查的反多数难题也可以说是美国宪政的反当下难题，既然宪法是对先定承诺的书写，那么宪政就是对制宪者写入宪法的先定承诺的信守。来源：《环球法律评论》2013年第5期。

之所以这个简单的道理会造成如此分裂的公共讨论，原因不在于有关宪政的学术阐释，而在于我们同样生活在一个文化内战的时代，借用一位美国政治评论家新书的书名，就是我们的政治心灵已经分裂。但宪法信仰在美国从来都不是一种自生自发的秩序，它是一种经由公民教育培养出来的政治态度，一种在历史叙事中生成的政治信念，简单地说，宪法信仰是一种制造出来的迷思。不仅如此，这种实施应当是不折不扣的全盘落实，一个条款都不能少，而不应是根据某种法治理论推演出的选择性适用或者基于某种正义理论的道德解读。换言之，美国宪政的文化基础就是要建构起有关政治共同体的历史叙事，根据故事的主线，美国人民经由共同的奋斗、牺牲、记忆、讲述和想象而结成一个共同体。

二 中国宪法学在过去十多年展开了又一波的学术洋务运动，转向西方民主国家去学习宪政建设的经验，也是在这一波拿来主义的学术潮流中，美国宪政登上神坛，被奉为模式和偶像，似乎人类宪政的历史已经终结于此。因此，有关宪政的争议，实在是功夫在诗外的。

这是一个不仅由地理空间所定义、更在时间维度内绵延的共同体。近年来，美国最高法院在解释美国宪法时可否援引外国法规范作为参考，早已发酵为美国文化内战的一项主要议题，因此，斯卡利亚所添附的美国两字可以说是一字千斤，将枪口调转向最高法院内的自由派大法官，批评他们对宪法的解释并非基于美国国父们的原旨，反而求助于其他国家的宪法文本、国际人权规范、以及美国沉默大多数所不可能认可的普世道德标准。

请允许我在这里戏仿一下斯卡利亚大法官，我们永远不应忘记，中国宪政所要实施的乃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也就是刚过而立之年的1982年宪法。在宪法学内，宪法学者经常奉为真理的是，宪法的司法化或司法审查是中国宪政的必由之路，但却很少反思这种宪政模式在现行宪法体制内的合法性或正当性问题，在此意义上，宪法成为了宪法解释者的道德许愿池，而宪政则成为革命者的特洛伊木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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