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以上的分析，拉兹主张局限于特定场合的局部融贯论，反对把融贯强加于法律整体的整体融贯论。

伽达默尔主张，人的任何理解和认知过程都无法摆脱他自己的当下立场，对文本的理解就是文本观点与诠释者观点的相互交融和相互影响。法律诠释学扬弃了理解的主客二分模式，认为对法律文本意义的理解，并非是一个纯粹的对客体的感受过程，而是奠基于理解主体的先行自我理解基础上的一个过程。

与此相对，当法律是由规则、原则等要素共同构成时，单纯的逻辑演绎关系并不足以完全说明法律适用过程的性质，法律规范与裁判结论之间的关系是由令人信服的多个理由所保证的。主观权利是受客观法保护的利益和由客观法保障的选择自由，法律规范具有客观性的意志，凯尔森如是说。他认为，理解过程中存在着两种视域：一种是文本所描摹的视域，一种是解释者所处的视域，理解的目的就是两者的沟通与协调，理解并非是单纯是对作者意图的理解，而是读者与作者的对话。他认为，主观权利的合法性是由理性主体的道德自律性所证立的，"任何人的有意识的行为，按照一条普遍的自由法则，确实能够和其他人的有意识的行为相协调。实证论者认为，作为法律规则之主要载体的语言存在着"意义中心"与"边缘结构"，一般案件大多可以在法律规则的意义中心予以裁判，规则发挥着法律的约束作用，这种情况下，规则的语义约束力量确保着法律的确定性。

这种偶然性一方面在于作为诠释主体的法官自身能力的有限性，另一方面在于法律是一种历史的产物，作为当下存在的法官很难完全重现它的真正意义。也就是说，所有与那一法律陈述或司法决定有关的因素都应当被考虑，它们对于该决定的支持强度有大有小，而且这些理由对结论的支持关系只是合理的、或然的，而非必然的。我国当前尽管积累了一定数量的司法精英，但他们相对于美国同行来说尚有较大差距，在此状况下，若提倡一种自由的司法能动主义理念，司法专断可能难以避免。

11.参见陈金钊：《法律方法论体系的"逻辑"问题》，载《政法论丛》2008年第4期。而1954年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一案（Brown V. Board of Education of Topeka）则更加促进了最高法院根据社会需要解释宪法的自信心，认为法院也能以宪法解释这种能获得大部分美国人所认可的方式推动社会变革，最高法院开始步入自由的司法能动主义时代。在这一立场上，为了从抽象的法律规范中发现能够适用于具体个案的妥当含义，学者们在萨维尼四种解释方法的基础上又发展出更多的方法，如伊藤正己认为法律解释的诸种方法有：文学解释、文理解释、扩张解释与缩小解释、类推解释与反对解释、当然解释。进入 侯学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法律解释方法 法律证立 司法能动主义 。

权威的布莱克法律词典也持有类似的立场，司法能动主义是指司法机构在具体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不因循先例按照成文法的字面含义进行解释的一种司法理念，以及基于此理念的行为。26.苏力：《解释的难题：对几种法律文本解释方法的追问》，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58、59页。

相对于具体的个案事实而言，法律规范总是具有规范性、抽象性特征，因此，"全部的法律文字原则上都可以，并且也需要解释。采取这样一种解释策略的前提性假设是，宪法具有其起草者给定的确切含义，而且这个含义就是法院通过解释应当达致的目标，也就是说，立法者原意是宪法解释行为所力求达到的目标。14.郑玉波：《民法总则》，三民书局1979年版，第20-21页。梁慧星在借鉴上述成果的基础上，将法律解释分为四类，文义解释、论理解释、比较法解释以及社会学解释，并将论理解释细分为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扩张解释、限缩解释、当然解释、目的解释、合宪性解释。

一直到今天，司法能动主义基本占据美国司法的主流意识形态地位，但关于它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过。就司法能动主义的发源地--美国--来说，司法系统奉行能动主义、整个社会信任法官基于能动姿态做出的判决是公正的，有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那就是一批高素质司法精英的存在，他们不仅掌握着丰富的法律知识、高超的法律解释技术或技巧，而且有社会责任感、正义感。8.张文显主编：《法理学》，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第251页。杨仁寿则将法律解释分为三类，文义解释、论理解释和社会学解释，论理解释又分为体系解释、法意解释、比较解释、目的解释、合宪解释。

我们对包括法律解释在内的各种方法的使用，大都是在证立意义上使用的，它们既可以证立某些结论的正当性，亦可以掩盖某些结论的非理性。" 与此同时，凯尔森亦敏锐地看到了法律解释的局限性："已经发展出来的解释的每种方法总是仅仅达致一种可能的结果，从未达致一个唯一正确的结果。

【关键词】：法律解释方法 法律证立 司法能动主义 传统上，人们多是将法律解释方法置于"法适用之不可欠缺的前提" 这一过程中予以研究，抽象的法律规范必须经过解释、说明之后才能适用于个案，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的一个必要步骤。34.NeilMacCormick,"ArgumentationandInterpretationinLaw",inScottBrewer(eds.),MoralTheoryandLegalReasoning,NewYork:GarlandPub,1998.p.250. 35.参见季卫东：《法律解释的真谛--探索实用法学的第三条道路》（上），载《中外法学》1998年第6期。

法律解释方法既能证立某些结论的正当、亦能掩盖某些结论的非理性，对其证立功能的认识有助于我们理性地看待司法能动主义倾向可能带来的危险。就人所固有的自然本性来讲，"在司法过程中人们自觉不自觉地都会向能动主义方向滑动" ，所以，为防止能动转化为任意，结合我国法官队伍的整体状况，我们应该鼓励的至多是一种保守或受限制的能动主义。" 近几年较具影响力的几本法理学教材也继承了这一立场，如张文显主编的《法理学》教材认为，"法律解释是准确适用法律的需要。如果法律规定不明确或与法官自己的判断相矛盾，他就会根据上一层级的规则或原则，借助于各种解释方法来证立其解释的合理性。根据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2条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对于在审判过程中如何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进行解释"，以及全国人大常委会在1981年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第2条的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拥有法律适用过程中的法律规范解释权。类似地，在司法裁判中，结论往往是依赖法官的个性、直觉和预感等因素被发现的，"法官是根据感觉而不是判断力、是根据直觉而不是推理来做出判断的"， 非理性因素在法官发现法律或司法结论的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

自此，最高法院在行使宪法解释权时所持有的态度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法律解释方法既能证立法律规范适用过程的正当性，亦能掩盖它的不合理性。

通常是在结果早已确定之后，才选择解释的方法。孙国华在80年代编写的《法学基础理论》也将法律解释视为法律适用的前提："法律的解释是科学地阐明法律规范的内容与涵义，确切地理解法律规范中所体现的统治阶级的意志，从而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可以说经过各种解释方法证立的某一结果是否正确或正当。就此而言，上述学者对法律解释这一概念所作界定，如果从法律发现的角度去理解，在逻辑上显然是无法得出"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的结论。

24.刘星：《法律解释中的大众话语与精英话语》，载梁治平编《法律解释问题》，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第141页。作为一种司法哲学的能动主义理念在当前中国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尚未能在诸种法律解释方法之间确立一个如化学元素表一样的固定的位序关系。对此，惟有从证立的角度去看，才能正确理解学者们关于法律解释（方法）的使用。

在这个意义上，拉德布鲁赫的认识很有道理："解释是一种结果。因此，在我国，至少在目前，应当理性、谨慎地看待司法能动主义这一舶来品，不宜过度提倡，防止司法权力借能动主义的东风过度扩张或被滥用。

" 当代著名的法律论证理论学者阿列克西在区分"发现的过程"与"证立的过程"基础上主张，法律论证理论主要关注的是证立的过程，而非发现的过程。也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上文学者们通过法律解释方法的使用才能得出能否"保证法律规范的准确适用"这一逻辑结论。

" 显然，苏力言下的法律解释也不是为了某个结果的发现，而是为那个已经存在的做法提供有说服力的法律理由，解释是证立司法结论的一种手段或方法。在法律论证框架下，各种解释方法的作用不在于解释、发现法律规范面对具体个案时的不同含义，而是证立某种已经持有的解释结果的正当性。

当司法机构秉持能动的司法理念时，他们对法律的解释结果更倾向于回应社会现实以及新的社会发展趋势，而非拘泥于成文法原有含义或先例，以避免产生不合理的社会后果。但最近几年最高人民法院在一些案件批复中对法律规范的解释，显现出一定程度的司法能动主义倾向。传统上，司法权是三种权力中较弱的一种，但在1803年的马伯里诉麦迪逊（Marbury V. Madison）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行使宪法解释权力，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宪，最高法院拥有了通过司法审查对议会和总统进行制约的权力。沈宗灵更是明确地指出，"法律解释既是人们日常法律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法律实施的一个重要前提"。

在这个意义上，麦考密克也主张，法律解释"是法律实践论证的特定形式，因此人们主张对权威文本和资料的某一特定理解当作证立法律判决的某种特定理由，法律解释应当在论证、特别是法律论证的框架内予以理解。肯尼迪的目的是虽然是为了说明法律上的判断其实都是一种政治性选择，但解释、先例的援引以及正当化的论证确实起到了掩人耳目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如前文所述，我们应当在证立意义上理解各种法律解释方法，它们既可以用作证立某一司法结论的正当性、亦可以用作掩盖某一结论的不合理性，那么，即使我们拥有一批高素质的法官，他们掌握着高超的法律解释方法或技术，如果不能以正当目的去适用、解释法律规范，各种解释方法可能不是证立某一结论之正当性的手段，而是掩盖司法裁决之不合理性的工具。卢埃林曾经指出，"美国法院可以使用的大量的解释准则包含有一系列反对命题和矛盾命题，而且实际上人们能够发现某种法规解释的规则以支持法院所希望得到的任何结果。

" 解释方法是对所发现的某一解释结果的一种证立手段，这一界定在现实主义法学那里体现的更为明显。38.[美]克里斯托弗o沃尔夫：《司法能动主义--自由的保障还是安全的威胁？》，黄金荣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3页，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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