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想见，在今日，我们称之为立法、司法、执法、守法等等社会法律实践以及对其思考、认识、赞扬、批评、失语而产生的各种现象存在中，究竟有多少对象，可以被封存、纪录、传诵下来？封存、记录、传诵依赖特定社会主体的工作，其工作可能依赖这一主体的兴趣、爱好、观察角度、价值判断、立场观点，还有可能依赖社会某些因素对这一主体的压力、限制、指令，等等，还有可能依赖其他偶然性的原因。

第二，即便在逻辑上讨论，也无法澄清已出现或可能出现的某个"附带"，其和判决实质内容是否存在必然联系，而真相是，是否存在逻辑联系的问题，是由某些群体约定而获答案。法官另引用培根、布莱克斯通等经典学者的大段论说，以补充论证，还提到亚里斯多德的思想、普芬道夫的著作。

[34]进一步，整体看，特定时段原告被告均需一定的感情慰籍，不论慰籍方式怎样出现、由谁提供，且即使此与遗产争执的意愿是并存的。[43]既是法学家又为重要法官的、且侧重司法心理学研究的弗兰克（Jerome Frank）曾说，不少当事人"在诉讼中渴望为自己内心的焦虑寻求抚慰"。经需求互动的概念，当然不能直接质疑判决书及其"附带"存在自身固有的本质特征或功能、法官存在恒定的角色含义、司法作为概念存在普适界定这些理论预设。[61]如经人文社会科学教育获得的法理、常理。通过微观司法需求互动和宏观社会需求互动的 概念，以判决书"附带"，特别是"法官后语"为平台，本文思路逐渐走向"多 边协议"的目标，即对司法理念展开思想的社会合作，而非默认、默许法律人特 别是法学家的单边垄断（但如前文所述，他们的作用当然重要）。

而法官针对少年小鹏亦期待案件能够"温馨化"解决，以使结果平静地不留额外的情感遗憾，此时法官存在特殊情境下的关爱意愿。[8]此理念，参阅 Richard A. Posner，"What Has Pragmatism to Offer Law"，Pragmatism in Law and Society. ed. Micharl Brint and WilliamcWeaver，Boulder：Westview Press，Inc. ，1991，pp. 35，265 － 267。因此，对于立法前经验包括相关的司法经验，应当假定为已经过立法程序的充分处理。

对此，笔者认为，即便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受制于立法信息不充分这一判断是事实，它也不能为法律不宜太细这一立法政策提供充分的理由，因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完全有途径从国务院以及最高人民法院获取其所需要的立法信息。相比于司法解释，立法解释的数量可谓十分稀少。有些行政法规，在相关法律施行后很短的时间内就被制定并颁布出来。这一点，从近年来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多部法律的修改中即可管窥。

在法律体系初步建成的条件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中，应严格限制法律不宜太细政策的适用，全面转向以司法为中心，立法在制定和在修改时，应当充分吸收既有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经验，更为有效地回应司法实践中急需解决的各种问题。而按照各地情况差异大因此适用全国的法律不宜太细这一逻辑，行政法规或司法解释如果规定得细致，一样会遇到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难以兼顾全国各地情况的问题，因为它们与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一样，均是适用于全国的。

二、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政策转变之必要性 前述分析表明，目前在我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在修改法律时，一方面仍然深受法律不宜太细政策的影响，没有充分吸收既有的司法解释。而最高人民法院之所以需要并能够采用这种方式制定司法解释而不会导致其与立法相重叠，就是因为法律在经全国人大常委会修改时，并没有充分吸收既有的司法经验，从而为这些立法前司法经验在法律修改后依然能被司法解释利用留下了制度空间。【作者简介】 苗炎，单位为吉林大学。为此，最高人民法院赔偿办在认真总结实践经验、深入调查研究、广泛听取各方意见的基础上，起草了本司法解释。

司法方法的特征在于规范分析和价值分析，目前许多立法具有司法手段的特征。2007年12月26日，在十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三十一次会议上，国务院法制办公室主任曹康泰受国务院的委托，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草案）》作了说明。……本司法解释充分吸纳了各地法院赔偿委员会积累的办案经验，有针对性地解决了实践中出现的、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而实际上，该司法解释虽然颁布于《证券法》第二次修订后，其起草工作早在2001年5月即已开始，经过了深入调研、充分讨论和反复论证。

2011年2月28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513次会议即通过了《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赔偿委员会审理国家赔偿案件程序的规定》。{7}（P505）有学者由此总结法律不宜太细政策存在的理由是鉴于各地情况的复杂多样，法律只解决原则性问题，具体问题则留待行政立法和地方立法解决。

[16] 三、结语 在我国，司法解释制度一方面具有法律上的明确依据，[17]另一方面，其具体实施多年来引发了诸多批评。如《人民调解法》于2011年1月1日施行，但该法没有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司法确认程序问题进行规定。

这导致的后果即包括，在立法机关有能力有条件对某些司法实践急需解决的问题进行规制的情况下，这些问题依然未能被立法及时解决，从而人为制造司法解释存在的空间。用司法思维立法的典型特征就是先立法再考虑实施，这是一些法律制定以后实施不好的根本原因。{9}法律在修改时，立法者已具备较充分的条件和渠道获取所需要的立法信息。本文中所意指的我国的立法机关，在相关意义上仅指全国人大常委会。用司法思维立法的典型特征不是先立法再考虑实施，而是先考虑实施再立法。与最高人民法院曾经颁布的司法解释的总量相比，[5]被废止的司法解释只占其中很小的一部分，大部分司法解释并未因相关法律的修改而被废止。

这些法律在初次制定时，无一例外地呈现出内容粗疏，原则性强，缺乏可操作性等特征，这一方面与当时立法机关缺乏丰富娴熟的立法经验有关，另一方面与当时强调有比没有好，法律不宜太细等立法政策有关。正是立法本身一定程度上的懈怠和不作为，人为制造了司法解释发挥作用的制度空间。

[14]最高人民法院虽然没有像国务院那样主导了很多法律的起草工作，其也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信息的重要来源，征询最高人民法院的意见是诸多人大常委会立法的必经程序。授权立法是全国人大常委会应对自身的立法能力和信息不足的一项重要政策。

其间，法制办曾先后四次征求了有关部门和地方的意见。由此不难发现，立法者在法律修改时对既有司法解释不能予以充分关注从而对其借鉴吸收在一定程度上人为造成法律修改后依然粗疏。

改革开放以来，多部重要法律均已经进行了修改。2011年，最高人民法院又发布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若干问题的规定（一）》。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修订后的《民事诉讼法》。为此，最高人民法院作为最高司法机关，不得不依靠自身的力量，以制定司法解释的方式弥补立法的不足，从而使得成文法国家司法整体上依赖立法展开的法律运作常态，在一定程度上被司法依赖自身的反向依赖这种非常态所取代。

其表现就是以价值判断决定立法选项，以价值目标引导立法方向。综上所述，无论是国家太大各地发展不平衡因此法律规定太细难以适用于全国，还是全国人大常委会缺乏充分的立法信息因此没有能力制定细化的法律，均不能有效证明法律不宜太细这一立法政策适用的必要性。

对于法律不宜太细这一立法政策，还有学者从信息约束的角度对其进行辩护，认为立法信息不充分是制约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工作的最大约束条件，法律不宜太细这一立法政策正是适应这一现实的合理做法。上述背景显示，该草案显然不是基于《食品安全法》施行后出现的问题起草的。

对此，最高人民法院于1996年出台的司法解释（《关于人民法院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几个问题的解释》）规定，根据赔偿法第十九条第四款再审改判无罪的，作出原生效判决的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的规定，原一审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后，被告人没有上诉，人民检察院没有抗诉，判决发生法律效力的，原一审人民法院为赔偿义务机关。于此的问题是，在法律草案以及相应的行政法规均由国务院起草的情况下，立法者为什么不直接将法律的内容予以细化而偏要将细化的工作留给行政法规？一个可能的原因是，国务院在起草法律草案时对相关立法信息的掌握也不充分，因此，出台的法律只能进行原则性的规定，而相关行政法规之所以相比法律能够更为细化更具可操作性，则是因为随着法律施行过一定时间，相关经验不断积累，国务院在制定行政法规时已经掌握了相对充分的立法信息。

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初步建成的当下，全国人大常委会在立法时，在政策上应适时进行转变，应严格限制法律不宜太细政策的适用，全面转向以司法为中心，立法在制定和修改时，应充分吸收利用既有司法解释和司法实践经验，有效回应司法实践中急需解决的各种问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规定：凡属于法院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法令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进行解释。（二）立法以司法为中心之必要性 在成文法国家，作为法律运行的不同环节，立法以为司法提供审判依据为职责，司法则根据立法提供的依据解决社会中的各种冲突和纠纷。与此类似，在《民事诉讼法》修改后，最高人民法院仍然出台了《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审判监督程序若干问题的解释》，则是因为《民事诉讼法》的修改并不是对审判监督程序作全面、系统的修改，对于一些与解决申请再审难关系不大、属于司法实务操作层面的问题在这次修改中并没有涉及，立法机关有关工作部门建议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作出司法解释的方式来解决。

实际上，由于全国人大常委会自身对立法信息的掌握不充分，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中，相当一部分立法草案是由国务院负责起草的，如历部《保险法》。相反，目前我国立法缺乏可行性相当程度上正是因为立法没有充分考虑司法的逻辑，没有充分回应司法裁判的现实需要，没有以使法律能在司法层面被有效施行作为立法的首要目的，过于强调价值目标的明确对于立法能够出台的意义。

如果立法在整体上是完备的话，那么，这种争议的出现不会是常态。[7]这类司法解释在制定出台与相关法律修改后施行之间的时间差方面存在明显差异。

限于论文主题，本文不对此类现象进行分析。（一）法律不宜太细立法政策之检讨 法律不宜太细的立法政策虽然是导致前述法律修改后既有司法解释继续施行等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但这一立法政策的产生具有多方面的背景原因和目的考量，并非直接针对司法解释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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